香港歷史從小漁村開始，水上人家作為香港的原住民之一，正是重要的歷史見證者。

舒巷城是較早關心水上人生活的香港作家。他於1950年完成的《鯉魚門的霧》，敘寫梁大貴離港15年後的人事變遷，他熟悉的艇民生活氣味和唱鹹水歌姑娘的聲音都不見了，事物今非昔比，留下只有鯉魚門一帶聚散有時的濃霧。

作者以霧寄情，象徵生活中的圍困，命運般的阻撓前路，圍困住人的沉重心境。

舒巷城兩年後又完成了《香港仔的月亮》，寫水上女孩月好爸爸離開漁船到灣仔大茶樓工作，中秋前夕偷了兩盒月餅回家的風波。

小說所關心的，是透過城市重法理不講情的人際關係，對比水上人的謀生方式和情味個性，貫徹舒巷城關懷社會小眾的和揭露社會問題的風格。

電影中等待被救

及至上世紀60年代初，香港水上人家經荷里活電影《蘇絲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》所建構的國際形象，則更見深入民心。

電影從東方主義角度，將水上人定格為愚昧落後、骯髒無禮、等待被拯救的低下階層，凸顯白人居高臨下的優越感。數年後易文執導的國泰電影《水上人家The Boat Girl》（1967），正按這形象塑造了陳曼玲主演的水上少女蘭蘭，拯救者則改為陳厚主演的富家子弟喬建華，活現了灰故娘的浪漫愛情故事。

雖然何紫於上世紀70年代寫過《水上人家》一文，描寫了爽直硬朗的女孩「大力娣」的尋父故事，跟舒巷城一樣充滿人文精神，但這只是單篇兒童文學作品，孤掌難鳴，絕對不敵香港電影及後幾十年以來，將漁村置於避難匿藏或黑幫槍戰的定位。緊隨大部分「蜑家人」上岸居住，文藝中的水上人家，漸漸成為上世紀的歷史。

最近，馬智恆執導的紀錄片《岸上漁歌》，將漁民生活搬上大銀幕，饒有意義。

電影以漁歌為題，不僅記錄了從塔門、大澳到香港仔一帶漁民子弟的歷史、語言、文化，還敘寫了他們憑歌寄予的身份認同和真情實感，充滿生命的謳歌。片中以幾位老人透過生死聚散和即興創作，道出水上人潤物以聲的生命軌跡。

片尾紙錢撒海的長鏡及歌者於大殮「嘆死」的特寫，既悼亡靈，也悼漁歌的承傳，悼香港本土歷史的消逝。百年已過，水上人家的面目，又下了新的文藝註腳。